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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些民国大师,高考成绩是多少吗?
时间:2018-06-22 10:12:43 作者:北京文学  新闻来源:凤凰网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胡适

01

1933年,才子沈从文和学生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时年,张兆和的妹妹也来了北京,赋闲在家,便去北大旁听。

后来,索性报考了北大。

北大入学考国文、史地、英文和数学,共四门。

前三门她都不在话下,国文还考了满分。

这三门加起来总分就远超分数线。

最后一门数学,不加也罢,因为她考了零分。

北大有明文规定,考生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

这可急坏了一众爱才的阅卷老师。

他们率先向阅卷的数学老师施压,让他找补几分。

而这位老师,也天生一把硬骨头。

复判后,仍给了零分。

最终惊动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胡适读完这名考生的作文,大为欢喜。

为了留住这名才女,不惜在校务会上大闹。

最终,这名考生被破格录取了。

她长于书法、绘画、昆曲、诗词,人称“四绝大师”。

也称“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她叫张充和。

 

 

02


张充和之后,又有一位台湾女考生,重走了大师的来路。

1935年,叶曼在北大国文考试中,写了一篇作文——《记生平最悲哀的一件事》。

父亲过世不久,看到题目,她悲从中来,动笔前,已是泪洒试卷

父女感情颇深,5岁时,父亲就请来先生,教她《左传》,一直持续上中学。

读初中时,男女同校,叶曼成绩优异、活动积极,追他的男生自然就多。

情书塞满抽屉,爱慕者成群结队整天跟在她身后,这些叶曼都不放在眼里。

一个女生在学校影响之大,教导主任坐不住了,以“性欠沉实”为由,给她记了惩戒。

叶曼觉得委屈,回家对父亲说:“让我转学吧。”

“绝对不可以。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委屈的事情。但是,你没错,不管有任何打击都不能够认输,永远不要对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认错,屈服于别人。”

 父亲这段话,鼓舞了叶曼。

初中毕业时,她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所以,一进考场,这篇文章就把21岁的叶曼写哭了。

写得有多好,我们是看不到了。

只是胡适看过,就留下七个字,“这学生一定得取。”

叶曼数学差,学校给她安了个试读生的名,也要留在北大。

看到国家百废待兴,叶曼学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学。

世事变幻,后来叶曼在美国设立文贤学会,开始传播儒释道国学文化。

 

 

随后,还卖了洛杉矶的房子,回北京继续传播国学。

“我想把文贤书院正式成立,复兴国学。这是我唯一能够替国家做的一点事情了。”

03

民国时,这样偏科的大师,不胜枚举。

再往前推,1917年。

有位考生,数学零分,其他科也不出众,却被北大录取了。

胡适在阅卷时,当众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

此话得到了蔡元培的响应。

二人齐心协力,一番游说,最终这名才子不仅进了北大,还成了蔡元培的门生。

更为传奇的是,他还当了清华校长。

他叫罗家伦。

 

 

罗家伦铁腕治校,提出“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

55位教授,裁了37位,外籍教授也不能幸免。

一位美国教授,在清华教了十多年的英文和拉丁文,从不讲课,只会点名朗读,学生们怨声载道。

罗家伦不顾情面,将这样的“遗老”直接请出局。

清扫完后院,他又吸纳了青年才俊,周培源、朱自清、俞平伯等。

国内的人才请遍了,再到国外去。

英国剑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都留下了罗校长造访的足迹。

清华外国语文系的吴宓,曾在日记中高度评价罗家伦。

“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标识。又谓兼容并包,惟贤者是用云云。”

04


当数学考过零分的校长,遇到了数学15分的偏科才子,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1929年,初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就碰到了钱钟书。

 

 

钱钟书自幼聪慧,中学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

经常帮父亲钱基博代写书信,还给别人写过墓志铭。

最厉害的是,不到20岁,就给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作过序。

钱穆本来请钱基博来写,钱基博转交给了儿子这个重大任务。

钱钟书写得游刃有余、干净利落.

钱基博读罢,竟一字未改,就给了钱穆。

可见钱钟书在读大学前,文学造诣有多高。

而考北大时,钱钟书英文满分,国文也很好,数学却只考了区区15分。

为此事我被召进校长室谈话,蒙我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钱钟书,在清华博览群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

一日,曹禺怂恿吴组缃。

“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

吴组缃倒真的走到钱钟书面前,请他列三本英文黄书。

钱钟书并未多说,拿起纸张就写。

从书名到内容简介,直到把整张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才递给吴组缃。

吴组缃目瞪口呆,粗略一数,竟有四十来本。

从此,清华园里就有了钱钟书列黄书书单的轶事流传,惊叹之言,远高于揶揄之声。

如果不是罗家伦的“特批”,清华就要流失一位才子,而中国将失去一本撰写《围城》的大师。

哀哉,痛哉。

 

 

05


无独有偶,同属无锡钱氏一族的钱伟长,比钱钟书晚两年报考了清华。

1931年,19岁的钱伟长报考了清华历史学系,写了一篇《梦游清华园》。

450字的赋,老师根本无从下笔修改,给了满分。

面对刁钻的历史考题,旁人抓耳挠腮,他也答得镇定自若。

题目是作答《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及卷数,钱伟长答得滴水不漏。

对他来说,着实不难。

毕竟家学渊源,他十岁时就能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了。

到了理科这里,就换了模样,物理、化学、数学加起来才25分。

钱伟长入学报道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听到消息的他气愤不已,拍案而起,“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造飞机大炮”要转到物理系,叔父钱穆肯定不同意。

 

 

钱伟长就带上叔父好友顾颉刚,轮番劝说。

我们国家首先要站起来,站不起来受人欺,就因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向学科学,我认为应该支持。”

顾颉刚说完这番话,钱穆便不再阻拦。

到了系主任那儿,吴有训看罢成绩单后,认为成绩太差,根本不收。

钱伟长继续软磨硬泡,最后吴有训答应他试读一年。

只要物理成绩达到70分,就转为正式学生。

前有少年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后有钱伟长为造飞机大炮而学物理。

06


从此他在图书馆宵衣旰食,一年后,正式成为了物理系学生。

毕业后,钱伟长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爱因斯坦看后说:“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从一无所知,到学科专家,钱伟长留下来一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早年丧父的钱伟长,是由叔父抚养大的。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钱伟长身上看似“任性”的因子,多少都有些钱穆的影子。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中学一次地理考试,总共有四道题,每题25分。

当他审题到第三道时,看到是自己感兴趣的长白山军事地情。

按捺不住胸中激情,挥笔洋洋洒洒一直写到收卷。

本以为只能得25分了,出乎意料的是,老师还给了他75分。

这位“任性”的老师正是史学大师吕思勉。

看到钱穆的答案思路清晰、辩证充分,便给予了充分的鼓励。

07


民国学术之风多自由,掀开历史的一角,我们就能见微知著。

闻一多1912年参加清华招生考试,数学18分。

朱自清1916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罗家伦1917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钱钟书1929年参加清华大学招生考试,数学15分;

吴晗1931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钱伟长1931年参加清华招生考试,数学、化学合计15分;

张允和1934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叶曼1935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正因为胡适、蔡元培、罗家伦这些大师,在录取考生时,不拘泥于框架。才子佳人们才进入大学校园,才华得以施展。

 

 

这种方式放在民国,自然是好的,可行的。

当时中国整体文化水平低下,大部分民众都目不识丁

高校只好坚守并举,多渠道挖掘人才。

如果招生太过死板,很可能连学生都招不满。

自古寒门难出贵子。

当时能够学文识字、参加高考的学生,也多半出身书香世家或者官宦名门,打小耳濡目染,人文素养,自然也不会差。

但这样灵活的招收方式,也带来了很多弊端,譬如文理科人才比例严重失调。

大师们虽说博闻强识、学富五车,却多重文轻理。

据悉,才女张充和,在北大旁听了几堂数学课。如闻天书,便很快缴械投降。

 

 

考试前,家人为她准备了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

的确没用,因为连题目都看不懂。

千年来重文轻理的传统,使得大师们鲜少人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

钱伟长算一个,所以他弃文投理了。

要是继续学历史,他也必然能名留青史。

但他选择了更直接有力的学物理,“造飞机大炮”。

人文科学是国家软实力,理工科学帮助国家在世界挺直腰杆,二者缺一不可。

08


每年高考,又赶上高校毕业季,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会引发一轮热议。

 

 

培养不出大师,问题到底出在哪?

大师,除了在某一领域学识丰厚,更重要的是有大写的品格,为人尊重。

2018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科学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了。

乍看,学界一片形势大好。

要知道学术体制内的晋升,往往和论文直接挂钩。

研究人员为了赶论文,做研究草草了事,甚至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

高校老师不以传道受业为本,接私活,以身份胁迫学生为之“干活”;

很多研究生还在打基础阶段,做点试验就想发论文等等。

制度上的弊病,催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且不断向下蔓延。

比如高考。

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分隔开了考生大学前后的人生。这本应该平常心看待。

可残酷的是,家长和学校将自己的虚荣和利益,都绑缚在了高考的分数上。

他们关注在一张试卷上答对了多少题,得了多少分,却从不关心课本之外,这些知识点构筑了怎样的一个奇妙体系。


一味夸大成绩的意义,漠视知识,这是教育的悲哀和短视。

成绩固然重要,但做学问有远比成绩和分数更重要的。

一场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唯一尺度,更不是决定人生成败的绝对标准。

民国大师们除却八斗之才、高山仰止,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尊重。

所以在选拔人才时,才会不拘一格。

以人为主,分数为辅。

当这个社会重新尊重知识了,急功近利的学术、唯分是图的高考,也就成为挥别的历史了。

而这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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