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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调研】论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权
时间:2017-08-01 16:17:29 作者:田清  新闻来源:保靖县人民检察院  
  

论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权

 保靖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田清

摘要:集会游行示威权是我国公民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是公民政治权力实现的有效途径。在现阶段该项权利惠普了中国民众,但如何保障该项权利的合理有效实施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深入分析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现状,通过中西方集会游行示威制度的对比,透析我国该项制度存在的利与弊,从而提出有效建立健全集会游行示威制度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集会游行示威权;法治保障;法律责任

普通民众的集会游行示威往往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和手段。传统的国情导致了我国民众虽然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却往往具有怠于参加政治活动的惰性,与解决政治问题相比,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合法权利是否被侵犯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方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他们往往更乐意使用上访等低成本的救济渠道解决问题,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上访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的,于是,述诸非法的集会游行示威就成了有些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其实,日常生活中突发的集会游行示威往往是屡见不鲜的,只是其表现形态各异罢了。我们应该看到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对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巨大价值和意义,将游行示威活动的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功能与价值发挥出来。

一、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基本理论

(一)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均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

本法所称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

本法所称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

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

(二)中国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和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下列活动不需申请:

(一)国家举行或者根据国家决定举行的庆祝、纪念等活动;

(二)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依照法律、组织章程举行的集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八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

  依照本法规定需要申请的集会、游行、示威,其负责人必须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关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车辆数、使用音响设备的种类与数量、起止时间、地点(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十二条:

     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许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的;

(四)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三)集会游行示威的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三条:

   在下列场所周边距离十米内至三百米内,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所在地;

(二)国宾下榻处;

(三)重要军事设施;

(四)航空港、火车站和港口。

前款所列场所的具体周边距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四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经当地人民政府决定或者批准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五条:

集会、游行、示威按照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及其他事项进行。

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维持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其他人加入。

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在必要时,应当指定专人协助人民警察维持秩序。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员应当佩戴标志。

(四) 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八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未依照本法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的;

(二)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不听制止的;

二、中国集会游行示威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加强,中国公民权利维护意识有了突破性的增强,因此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权备受越来越对的公民的关注和应用。但随之而来产生的问题也日趋明显。

另外,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权的保障体系极不健全,严重损害了我国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的行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对该项权利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首先分析一下,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一)现有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存在一定缺陷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就某些条款的规定来看着实存在较大的问题。

其一是《集会游行行示威法》与《宪法》相悖 ,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在其合法权利在通过申诉、控告、检举无法维护时的无奈之举,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各部门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的无奈之举,如果通过申诉、控告、检举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民决不能采取集会、游行、示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愿来督促政府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针对的对象一般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各部门,其原因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各部门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集会游行示威法》打着“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旗号,着重强调了公民必须申请、批准、许可后,才能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主管机关”是政府机关的一部门,要得到他们的批准许可试比登天还难!

其二是《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禁止性规范使公民的某些权利得不到合理的实施。列如第四条规定: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十二条列举出了不予许可的集会、游行、示威类型:(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煽动民族分裂的;(四)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必须指出,上述针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禁止性规范存在巨大的抽象、模糊问题,这种抽象、模糊使得这种示威法隐含着大量的宪法诉讼隐患(如果中国未来准备搞这种宪法诉讼的话)。对禁止性规范的抽象、模糊的检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此处先搁置一边,目前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根据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只要公安局认定“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老百姓的示威权利便是零,这一点最值得深思的。

(二)公民的权利维护意识薄弱

 中国的法制建设迄今为止已逾二十年了,从不注重法律到重视法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这过程并非尽善尽美,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相对比欠发达地区要高些。但不能局限于某一地区,而硬从整个社会的普遍群体来看,而这其中占全国人口75%以上的农民更具代表性与典型性。

公民权利维护意识薄弱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古代思想史在经历“百家争鸣”之后,进入了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导,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古老的中国文明因此也进入了儒家文明阶级。由于儒家不断提倡息讼、无讼,所以数千年来,无讼一直是执政者执著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点,统治者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来压制诉讼。尽管现代精神文明告诉发展,但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仍然对现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二,虽然《集会游行示威法》已实施了有些年数,但公民中了解该法的人数比例还是非常低,那就更谈不上运用《集会游行示威法》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了。许多人对法的认识还只局限于刑法层面,他们只知道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不可违,比如不能杀人、不能强奸、不能抢劫等等,但对其他一些部门法规却知之甚少,而对于宪法性的权利更是少得可怜,这种局面在农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公民由于不懂法进而畏法、疑法,法律成了高尚在上的权威,人们不懂也不敢怎样用它去保护自己,甚至有人认为走上法庭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

(三)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不少成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都详细作出了说明和规定。

    但是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法律保障体系并不完善,虽然涉及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保护的法律条文较多,但规定的比较原则,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归纳起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跟不上高速发展的精神文明,二、一些重要农业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立法空白,二是有关集会游行示威权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步伐过慢。

因此要加快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权保护领域法律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权保护法规体系,确保该项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这将对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公民的该项权利有效实施,坚持“以人为本”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中的暴力冲突较为严重

    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虽然不是很常见,但一旦发生通常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暴力事件通常称称为集会游行示威者抗衡行政机关的武器。组织者在活动中通过打砸抢来泄愤,给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公共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坏。列如2007年发生在四川大竹事件,还有2008年9月底,在湘西因非法集资而发生的事件,就极具有骚乱性质。

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与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和谐与维护稳定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作为公民应该相信党和政府能够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好各种冲突,以大局为重,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不信谣,不传谣,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用实际行动来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如果要行使集会、游行、示威权利也应当和平地进行,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不得违反治安管理法规,不得进行犯罪活动或者煽动犯罪,一切都要地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

三、国外有关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制度

    西方国家,标榜所谓的“人权说”,因而能直接反映公民权利的集会游行示威权更是得到大力的赞扬和推崇,在美国更是形成了示威文化。在此将从西方集会游行示威的特点及其出现该种特点的原因进行说明。

(一)西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特点

    其一,规模庞大。具体表现是参与人数多,参与地区广。参与人数动辄数千万,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参与地区上,往往是几个城区,整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串联互动,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列如在法国,较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有,2003年捍卫退休制度、2006年反对首次雇佣合同制度。与之规模相当的,有2008年发生在意大利罗马的抗议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右翼政府削弱教育开支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大约有250万人参与。如此规模在西方国家并非罕见。当然一起串联互动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也是常见的。列如2009年末英国航空公司空乘人员于圣诞期间举行的大罢工,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航空工会就马上声援,纷纷举行罢工,规模宏大,所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还有2010224日,希腊200万民众参与的抗议政府经济紧缩政策的全国性大罢工更是把欧洲的罢工推向了顶峰。

    其二,发生频繁,人们习以为常。在西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人们都倾向于走上街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因为在人们眼中,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一件合法又合理的事情。在这方面典型的代表要属美国了,这里堪称抗议之都,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发生。如果当地的公民没有采取这种方式来维权了那整个社会就不正常了。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举行一次又一次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来向政府向社会反映自己的心声。其他西方国家也与美国相似,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仿佛成了公民维权的最得力武器。

    其三,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秩序性,以暴力收场的结果并非多数。在西方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一般都需要申请许可证,而这些活动绝大多数是由某一个政党、社团或组织发动并实施的,参与者大多是该党、组织的人员,组织较为严密,且目标明确,自我控制能力较强。此外,警方与一些经常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的组织很有默契,彼此比较了解,有些地方甚至立法规定活动组织者具有与警方合作的义务。警方在每次游行示威钱都要与组织者经行谈话,通过提出建议和指导,引导游行示威活动按警方的意图和方式经行。在游行示威活动举行时,警方按照活动的路线有效地限制和指挥交通车辆,使游行队伍通过,从而控制它的行程,防止骚乱行为的发生。

(二)造成该特点的原因

契约制度的发育成熟是当前西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西方构建起来的是一个以契约思想为框架的社会。人生而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国家唯一合法的依据在于契约,政府的权利仅来源于人们的授予等契约的理念深入人心。于是集会游行示威就成为了公民向国家表达自己意愿、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以及实现生而自由平等等权利的基本方式,成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成了公民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机遇天赋人权等契约理论,偏重于私人权利的保护和对民主、自由气氛的维护,认为一定限度公共利益的损害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必要代价。因此,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比较宽容和开放。

四、中外对比,分析各自利弊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制度的差异,致使中西方在对待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态度上,以及处理方式上出现了不同。如果能正确的分析两者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将对健全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权法律体系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在此,将从两者的差异中来透析各自的利弊。

(一)中西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特点的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社会和等级社会,在三纲五常的禁锢下,人们的契约理念非常淡薄,与西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相比,当前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具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规模较小,一般只发生于以城或者一镇之内,病没有其它城市串联互动的行为,参与人数一般在数百人甚至数千之间,上万人者较少。二是突发性,是一种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起因往往是一个偶发事件,接着是众多与之无关的人加入进来,期间往往伴随着冲击党政机关、封堵交通、械斗、哄抢、打砸烧等暴力行为,其中以冲击党政机关为最常见形式,结局往往是警民流血冲突,大量财产被损坏。三是发生次数相对较少,近年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绝对数量虽已不少,且呈上升趋势,但人均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相对于西方还是很少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远非像西方一样成为生活的常态。而从第三个标题的分析中,可辨出西方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特点与中国恰恰相反。

(二)中西方集会游行示威权在立法上的差异

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设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同时或者更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条),但关键在于,什么是“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立法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说这个法律概念在这里表现的是模糊性的特征,这便容易使这一规定产生“法不可知则深不可测”的主观主义之嫌。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其集会、游行、示威权从一开始的立法便予以有效而全面的保障。西方的自由传统认为,在表达自由的领域即包括重要的结社游行示威权,政府应该采取不干涉政策。在当今文化多元的社会里,政府更不应该对表达的内容指手画脚。

    再则中国宪法及《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实践着重于预防民众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几乎变权利为“义务规范”,而缺少对这项基本权利的应有的保障。而在西方国家中,以美国为列,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立法理念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美国立法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市场论和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论的合流使得美国宪法从一开始便在理论上具有了无可挑剔的优势,其立法思想根本目的上即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恰如我国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言:“非为一姓也,为天下也。”

(三)中西方集会游行示威权在行使上的差异

从行使的角度看,集会游行示威法是“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89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号公布施行”。这表明,中国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已有21年,期间发生的记录在案的集会游行示威次数屈指可数。原因可归纳成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权行使不善的缘由在于“报批制度”,即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主管单位”——公安部门的批准与否。第二、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把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作为批准与否的实质性条件,凡是属于“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一般不予批准,而是提交有关机关或者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协商解决。但是,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权是宪法上不服从的权利,其核心价值在于在依靠司法、行政等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达到影响公众乃至决策者最终得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假如把公民宪法上的权利转化成为具体的民事权利,要求公民必须通过行政或者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就是混淆了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公民基本权利不同于民事权利在于基本权利是不需要借助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而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而且在权利的位阶上,基本权利毫无疑问在民事权利之上的。颠倒混淆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等于是变相剥夺了公民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

    但西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权的行使次数可谓数不胜数。从无数次的反战游行,其成功来源于西方深厚的对政府保持“必要的恶”(恰如《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所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的“成见”及其卓越和配套的制度设计的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五、中国集会游行示威制度的完善

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潮流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的政治的全球治理已被提上日程。而在中国国内,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大陆正在经历如梅因所言的“从身份向契约过渡”(梅因《古代法》,第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社会转型,人们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已比二十年前大为提高,各种不被“批准”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即“群体性事件”“散步”等社会矛盾与日俱增,这一切都表明《集会游行示威法》这部法律非但没能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源,反而不断压制社会矛盾导致新的社会矛盾的不断产生。在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来加强对中国集会游行示威制度的完善。

从主体的限制来看。“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但是,如果公民的问题需要引起上级机关或者全国公众的重视和注意,就有必要到更大的上级政府所在地的城市表达意愿;有时公民在异地旅行受到受到迫害(如孙志刚没有死而需要在广东当地组织游行),需要引起当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这都需要赋予公民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或者参加当地公民或者暂住者的集会、游行、示威。另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织或者参加违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会、游行、示威。”这一规定中,什么是违背“职责、义务”是含糊不清的,实际上可能导致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这一权利被完全剥夺。

因此扩大主体的范围,能保障跟多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实施,实现“公平正义”指导思想的实现。

从时间上来看。“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这也违背了集会游行示威的规律,而且也与第9条中“确因突然发生的事件临时要求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必须立即报告主管机关;主管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审查决定许可或者不许可”之规定相矛盾。因为突发性事件可能发生在“早六时至晚十时”以外的时间。

所以放宽对时间的限制,是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合理有效实现的保障。并且在突发事件中能更加有效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开展,从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目的。

从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来看。要求“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维持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其他人加入。”这也是过高的要求,特别是在规模较大的集会游行示威中,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此看来,所有的集会游行示威恐怕最后都会变成非法的。

另外《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九条规定:“主管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书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其负责人。不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逾期不通知的,视为许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规定,并没有规定许可与否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于1992年5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第十四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对主管公安机关不许可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不许可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三日内作出维持或者撤销主管公安机关原决定的复议决定。”我认为,对公安机关是否许可的理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以是否合法作为标准,则违背了立法的精神,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的四种不许可的情况((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煽动民族分裂的;(四)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中,并不要求审查集会游行示威所提出的具体诉愿是否合法的问题,因为诉愿的具体内容中应当可以包括反对某一立法和司法裁判不合理或者违宪,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允许的。我国公民在日本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法院判决,但在日本这些判决在实体上是合法的,在司法上也具有表面上的公正,如果要求游行示威的诉愿内容合法,则不符合游行示威表达直接表达民主意愿,既可以抗议行为也可以抗议政府不合理的立法、司法、行政行为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对于公安机关不许可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的,可以要求行政复议,但是我国法律并不允许司法救济。根据立法机关的的说明:集会游行示威法“修改稿第十三条规定,对主管机关不许可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最好不要规定可以向法院起诉。在分组审议时,有些委员建议删去修改稿中关于向法院起诉的规定,有些委员主张保留。法律委员会考虑,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还不一致,建议暂不作规定,删去修改稿中关于向法院起诉的规定。 我国大部分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是行政诉讼的对象,但对于集会游行示威法申请中的“许可”行为,却不允许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当然,一个法律的活力显然不光在其内容的合理性,而在其实践,如果法律规定是合理的,在实践中却可以违背法律的意思。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能否实现显然不是因为立法不合理,而是要看实施的时候,执法者是否有保障权利的诚意。

六、结束语

无论《集会游行示威法》是改是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变革,已经成为无法阻挡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当局不如主动融入并主导这一场潮流,从修改或废止现行《集会游行示威法》着手,以真正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最后在中国实现已经追求百年而不得的宪政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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